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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1至6月，毛澤東先后與北京李大釗、上海陳獨秀探討建黨事宜后，7月7日從上海回到長沙。

盡管1919年6月至1920年6月，毛澤東領導的“驅張”運動取得勝利，但新軍閥仍然實行文化封鎖；加之湖南地處內陸，信息閉塞，宗法勢力強大，民眾思想受束縛，傳播新思潮困難重重。為隱蔽而快速傳播馬克思主義，毛澤東決定以商業方式來展開。于是，聯合易禮容、彭璜、何叔衡等人集資400余銀元，在長沙潮宗街56號創辦文化書社。

1920年7月31日，毛澤東以《大公報》特約記者的身份、以廣告的形式發表《文化書社緣起》宣言：“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，實在過于肚子饑荒，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。我們立意要替湖南人解決腦饑荒的問題……用最迅速、最簡便的方法，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。所銷之書，如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《勞動界》《國民》等，皆為世界新潮之結晶，社會改造之利器。同人等愿以最廉價格，供給讀者，務使新思想普及于社會各階層。”

毛澤東為什么公開創辦書店？因為“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，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，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。”創建文化書社，就是要打通“新材料—新研究—新思想—新文化”的傳播鏈條。毛澤東為什么用白話文刊登廣告？因為白話文不僅是覺醒的武器，更打破了知識壟斷。

8月2日，毛澤東召集發起人會議，明確傳播使命。9月9日，書社正式營業。經營方式采用“社員集資、民主管理”模式，避免私人營利色彩。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前，文化書社已發展社員近200人，遍及湖南各縣；書價低廉，學生可賒購，甚至免費借閱；設立“書報閱覽室”，吸引青年聚集討論，表面經營書刊，實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陣地、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秘密聯絡點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1921年訪湘時，曾秘密到訪書社。

書社經營的圖書種類，毛澤東親自把關，按照科學破除迷信的標準篩選。三年前他在致友人黎錦熙的信中寫道：“欲動天下者，當動天下之心……動其心者，當具有大本大源。”這“大本大源”，正是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歷史規律與人類解放之學問。

毛澤東以“特別交涉員”身份秘密推廣《新青年》《勞動界》和馬克思主義書籍。書社以“最迅速、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最新書報”為宗旨，七家分店如星火灑遍湘水。吸引了郭亮、夏明翰、蕭勁光等大批進步青年，許多人由此走上革命道路，成為早期共產黨人。

陳獨秀稱文化書社為“南方傳播新思想之樞紐”；蕭三回憶：“沒有文化書社，湖南的青年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年。”

為系統研究十月革命經驗，探討中國改造之路，毛澤東與何叔衡、彭璜、賀民范等人于1920年7月開始籌備“俄羅斯研究會”，9月15日在長沙船山學社正式成立。研究會組織進步青年學習俄文、翻譯蘇俄文獻，劉少奇、任弼時、羅亦農等一批先進分子，通過這一渠道接觸并接受馬克思主義。

隨后，毛澤東選派劉少奇、任弼時、蕭勁光等6名青年赴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，后轉赴莫斯科東方大學。這批人后來走上革命道路，成為中共重要領導人。

同年9月，毛澤東被聘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（即校長），白天教書育人，改革教材；夜晚則在創辦的夜校講解關乎“翻身”的“新思想”，因為“翻身”不僅要經濟翻身，更要思想翻身——若工人群眾仍信天命、守舊俗，即使推翻軍閥，仍會陷入新的奴役。四十年后，毛澤東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坦言：“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干革命的問題……是因為形勢所逼，不能不干。”

1920年11月，毛澤東第一次走進萍鄉安源。11月25至26日，冷雨淅瀝，毛澤東連寫8封信和1篇按語（合稱為“9封信”），分別致新民學會會員在法國的向警予、歐陽澤、羅學瓚；在北京的羅章龍；在新加坡的李思安；在南洋的張國基；在長沙的周世釗、彭璜等人。

在給向警予的信中，毛澤東直言：“幾個月來，已看透了，政治界暮氣已深，腐敗已甚，政治改良一途，可謂絕無希望。吾人惟有不理一切，另辟道路。”這標志著毛澤東徹底拋棄了對軍閥、政客和議會政治的幻想，認識到在舊制度框架內的任何改良都無法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。

在給羅章龍的信中，毛澤東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觀點：“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‘人’，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信守的‘主義’。沒有主義，是造不成空氣的。我想我們學會，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，感情的結合，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。主義譬如一面旗子，旗子立起了，大家才有所指望，才知所趨赴。”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理論指導對于革命運動的極端重要性，為新民學會接受馬克思主義、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。

在易禮容信后的長篇按語中，毛澤東明確指出：“必須從事根本改造之計劃與組織，確定一個改造的基礎，如蔡和森主張的共產黨。”此前，毛澤東剛剛收到蔡和森從法國寄來的長信，疾呼“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”，并系統提出建黨原則。毛澤東回信盛贊：“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！”

9封書信，毛澤東對改造中國的道路提出了明確主張、統一了新民學會骨干成員的思想。信件中關于組織建設和主義信仰的論述，直接推動了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重要思想先導。

1920年冬（通常認定為11月前后），毛澤東與何叔衡、彭璜、易禮容、陳子博等人在長沙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（后稱“長沙共產主義小組”）。小組以秘密方式成立，以文化書社、俄羅斯研究會等為掩護開展馬克思主義宣傳與革命活動。

1920年末，毛澤東與楊開慧遷居長沙城郊清水塘22號。青瓦白墻，一汪池塘，夜深人靜時，毛澤東常踱步塘邊思考，楊開慧則在臥室窗下謄抄《勞工法案大綱》，炭筆在毛邊紙上沙沙作響。12月26日，楊開慧悄悄煮了一碗面，在熱氣氤氳中輕語：“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亦不能忘記。”而在廂房竹編搖籃旁，毛澤東將《工人讀本》藏入籮筐底層，秘密運往安源礦區——家庭的溫情與革命的鋒芒，在此悄然交融。

1921年元旦，大雪封門，文化書社內卻熱火朝天。毛澤東站在長方桌前展開世界地圖，聲音穿透風雪：“溫和改良永世難成，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方為良藥！”三天三夜激辯后，18名新民學會會員以“起立”表決——14人贊同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的宗旨，12人選擇布爾什維克道路。木質方凳挪動的聲響，如同春冰初裂。鄒蘊真晚年仍記得那個瞬間：“毛澤東的建議如巨石投潭，會場頓時沸騰。”

春寒料峭中，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發展的新成員，以“散步”為掩護，聚集在長沙城郊協操坪旁的小叢林里，在墳塋間的空地上低聲宣誓。沒有旗幟，沒有口號，只有緊握的拳頭與灼熱的目光——革命的種子，已在凍土下萌發。

甲靈心鑒：真正的革命，始于“腦子”的蘇醒；而“饑荒”的終結，不在倉廩充實，而在千萬人心中燃起那盞名為“覺悟”的燈。1920年，從一本《共產黨宣言》的悄然上架，到一場雪夜中的舉手表決；從潮宗街的書報柜臺，到安源礦井下的秘密傳單——毛澤東用一年時間，在湖南這片封閉的土地上，硬生生鑿開了一道思想的裂縫。

這一年，毛澤東沒有槍，沒有政權，甚至沒有一間屬于自己的書房，卻以書為火，以信為路，以主義為旗，為飽受欺凌的民族重生，埋下了第一粒火種。

甲靈：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？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？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？

聲明：本作品授權“大美無度”發布；法律顧問：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