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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馬年春節,國泰民安。你可知道,九十七年前的春節,開國領袖毛澤東是如何過的?

1929年2月9日,農歷大年三十。贛南瑞金大柏地,寒雨如織,山霧彌漫,枯草凝霜。一支隊伍傷痕累累,在贛南山野中踉蹌前行——他們已斷糧兩日,腳上草鞋磨穿,許多人凍裂的手指滲著血。這是毛澤東、朱德率領的紅四軍主力,剛從井岡山突圍三周,一路被國民黨軍追殺、圍堵、襲擾,但紅軍依然在堅持,尋找著轉機。
除夕夜,敵軍旅長劉士毅還在酒席上放言:“明日活捉毛澤東,拿他祭年!”
而此刻,被懸賞通緝的毛澤東,正蹲在王家祠堂的泥地上,用炭條在一張破紙上勾畫伏擊圖。油燈將他的側影投在斑駁土墻上,瘦削卻如鐵鑄。“此仗必打,不勝則亡!”毛澤東聲音低沉,卻字字如鐵。這不是豪言,而是清醒的絕望中的決斷。
自1月14日撤離井岡山,紅四軍3600人,僅有槍1100支,轉戰千里,未得一日喘息。國民黨軍六路圍追,地方民團處處設卡,紅軍戰士們餓得嚼樹皮、喝雪水,傷病員躺在門板上隨隊轉移。經過大余、信豐、尋烏等地的戰斗損失,到大柏地戰斗前,紅四軍總人數約2600 人,其中包括500 多名傷病員。更可怕的是人心動搖——有人問:“我們到底要去哪兒?”連林彪都建議“分散游擊”,實則是對前途的懷疑。
毛澤東知道,再退,就是潰散;再逃,就是覆滅。而瑞金大柏地,是天賜的絕地反擊之機——一條十華里長的峽谷,兩側山高林密,僅有小道穿谷而過。敵軍驕狂輕進,必不設防。
第二天,即1929年2月10日(大年初一)下午三點,雨勢稍歇。紅軍誘敵分隊佯裝敗退,敵軍劉士毅部兩個團果然魚貫入谷,槍刺在灰暗天光下閃著冷光。突然,山頂紅旗獵獵展開!
“打!”
子彈如雹砸下。可不過片刻,槍聲稀落——紅軍不足千條槍,每槍僅有三四發子彈,打光了。敵軍穩住陣腳,開始反撲,炮火轟得山石崩裂。最危急時刻,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持槍沖鋒,高喊:“沖啊!”率先躍出掩體。
他身后,是軍部僅存的警衛排。子彈呼嘯,一名警衛中彈倒地,毛澤東未停步,帽子被子彈掀飛,仍揮槍向前沖。紅軍戰士見狀,怒吼著沖下山坡,石頭、槍托、刺刀,甚至牙齒……一切能用的都成了武器。
這場白刃戰持續到次日中午。山谷里尸橫遍地,血水混著雨水流入溪澗。紅軍重創敵劉士毅部兩個團,俘敵800余人——繳獲之豐,足以武裝一個整團。這是紅四軍下井岡山后的第一場大勝,更是絕境中的重生。
此后,紅四軍連打幾個勝仗。一個月后,部隊攻占閩西長汀,用繳獲的銀元置辦布匹,全軍換上統一的灰布軍裝、紅領章——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第一套正規軍服。士兵們照鏡子,第一次覺得自己“像個軍隊”。
但大柏地的意義遠不止于此。它驗證了毛澤東一個核心軍事思想:被動防御必敗,主動設伏可勝。即便在最弱勢時,也要創造戰機,以空間換時間,以地形補火力。這一軍事思想,日后發展為“誘敵深入”“集中優勢兵力”等經典戰術,成為紅軍反“圍剿”的制勝法寶。
更深遠的是,此戰重塑了紅軍的凝聚力。當最高領導人親自持槍沖鋒,與士兵同冒矢石,信仰便不再是口號,而是血肉相連的生死相托。正如陳毅后來所言:“大柏地一戰,打出紅軍的骨氣,也打出官兵的信任。”
1933年夏,已任中華蘇維埃主席的毛澤東重返大柏地。村壁上彈孔猶在,青苔斑駁。他佇立良久,寫下《菩薩蠻·大柏地》:“赤橙黃綠青藍紫,誰持彩練當空舞?雨后復斜陽,關山陣陣蒼。當年鏖戰急,彈洞前村壁。裝點此關山,今朝更好看。”
詞中無悲,只有豪邁。可唯有親歷者知道,那“彩練”是血染的霞光,“更好看”的江山,始于一場在除夕夜謀劃、大年初一打響的殊死之戰。
2026馬年春節,回望九十七年前那個雨霧籠罩的新年,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場戰斗的勝利,更是一種精神的誕生——在至暗時刻,真正的領袖不是躲在后方發號施令,而是站在最前方,用信念點燃希望。
大柏地的山谷早已歸于寂靜,但那聲“沖啊!”仍在歷史深處回響:一個民族的脊梁,從來不是天生堅硬,而是在絕境中,被一群不肯跪下的人,一寸寸挺直的。今日,烽火已遠,那個大年初一的逆轉,已化作山河錦繡的回響。
世界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在學毛澤東的智慧?魏義光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?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飛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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